南昌起义时,起义军的主力主要由叶挺的十一军八个团与贺龙的二十军六个团组成,而朱德则率领不到五百人的南昌公安队伍加入起义。这支队伍的成员大多年龄偏大,且家庭负担重,生活压力较大。随着起义军南下,五百人中的大部分在途中都逃散了,最终朱德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光杆司令”。
金一南在其《苦难辉煌》一书中分析道,朱德并不算南昌起义的核心领导者,因为起义成功后,这些五百人很快就全跑了,起义后的一段时间,朱德也未能发挥出真正的指挥作用。
从起义后部队的情况来看,这一分析也可以得到验证。因为起义是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进行的,所以起义军的番号沿用了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原定起义的总指挥是张发奎,张作为左派代表,一直与共产党保持着较好的关系。然而,在起义前不久,周恩来发现张发奎已经倾向汪精卫,出于政治考虑,周恩来决定放弃张发奎,由贺龙担任方面军总指挥,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原来的十一军、二十军番号保持不变,叶挺仍兼任十一军军长,聂荣臻为党代表,贺龙兼任二十军军长,廖乾吾为党代表。而朱德当时的职务是新设立的第九军副军长,军长则是韦杵。
展开剩余81%许多人对韦杵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事实上,韦杵是滇军的将领,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人物,和朱德关系密切。大革命时期,韦杵深受共产党员朱克靖的影响,对蒋介石的独裁产生不满。尽管韦杵原本有机会参加南昌起义,但因病住在九江,未能及时赶到。
至于第九军,其实是由原国民革命军第16师扩编而成,金汉鼎为军长,但这个部队并未参与南昌起义,因此南昌起义中的第九军与金汉鼎所领导的第九军并无关系。
陈老总在回忆录中曾明确提到:“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时并不算是关键人物,也没人真正听他的指挥。大家对他的尊重,更多是因为他是老同志。”然而,在起义军南下失败、革命前途未卜的危急时刻,朱德却站了出来,成为了起义部队保留有生力量的关键人物。
1962年6月,朱德在与陈奇涵、杨至诚等同志的交谈中,回顾了自己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这段艰难历程的心路历程。
朱德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曾是旧军队中的高层人物。早年,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参与了响应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并在反袁护法战争中崭露头角,特别是在棉花坡一战中,以英勇作战赢得了声誉。尽管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朱德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理的坚持。
1927年1月,朱德被派往朱培德的第三军工作,并按照党的指示,筹办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朱培德与朱德是同窗,二人关系良好,且朱培德深知朱德的才干,极力支持他。但两人关于革命理念的分歧渐渐显现,尤其是在1927年7月,朱培德已经察觉到朱德与贺龙、叶挺的紧密联系,尽管朱培德未加阻止,但为了避免牵连,他便让王均接管部队,自己提前请假上庐山。这个决定,间接为南昌起义的成功埋下了伏笔。
然而,许多历史电影对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任务有所误描,如在《建军大业》中,朱德被描绘为参与起义计划的核心人物之一,但实际情况是,朱德并未负责军事战略,真正制定起义战术的,是起义军的参谋长刘伯承。朱德在回忆起起义时提到:“我的任务只是邀请一些军官来家里喝酒。”实际上,朱德的任务就是利用宴会来吸引敌军团长来听取党的意见,从而为起义创造条件。
当时的敌军只有两个团,而朱德利用麻将聚会的形式,邀请了敌军的团长卢泽明和萧曰文等人,但令人意外的是,贺龙部的云南籍军官赵福生突然叛变,泄露了起义的计划,导致了起义的提前。朱德尽管力图安抚那些担心的团长,但最终不得不通知周恩来等人提前发动起义。
起义提前两小时展开,朱德请求回到自己的部队,但周恩来出于安全考虑劝他留下。尽管如此,朱德仍然坚持要与自己的部队一起作战。在所有起义将领中,朱德是年龄最大的,这种不畏艰难的精神令人钦佩。
起义后,朱德带领自己的队伍作为后卫,参与了南下的任务。在南昌起义后的艰难岁月中,朱德的指挥得以展现,在前进途中,朱德所面对的敌人不断增加,起义军的士气逐渐低落。
随着敌军的追击,起义军经历了多次战斗,尤其是在与钱大钧部的会昌战役中,起义军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最终还是迫使敌军撤退。战斗的惨烈程度让朱德深感疲惫,但也让他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决心。
然而,随着主力部队在潮汕一带的失败,起义军的军心已经动摇。朱德依然保持冷静,他积极鼓励部队继续前进,并重整队伍。尤其是在大庾的整顿中,朱德号召留下来的同志:“革命还未结束,胜利的曙光终将到来。”他的领导力也帮助部队在最困难的时刻重新找回了目标和信念。
部队在接下来的整训中,虽然人数逐渐减少,但朱德的坚定与鼓舞让更多的战士留下来,最终成为了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的核心力量之一。
陈老总在回忆起这些日子时,不禁感慨:“朱老总在最黑暗的时刻为我们指引了光明。没有他的坚持,哪有今天的胜利?” 朱德的领导,成为了革命队伍重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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